当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还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在当下以互联网、微博为基础的“透明化时代”，企业正面对无所不在的、相互密切联系的告密者和监督者，进入越来越“他律”的时代。一旦跨越底线，企业面对的很有可能就不再是需要主动或被动承担的“责任”，而是来自整个社会的巨大压力和“灭顶之灾”。
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是企业最先触及的社会责任，英国的泰晤士河和德国的莱茵河在20世纪曾经都是臭水河，1970年代的莱茵河需要警察把守禁止游泳，因为污染严重有害健康。我国的内陆河流和浅层地下水的污染非常严重，近年来上市公司海洋污染、铬污染、铅污染等事件频发。人类的可持续和地球环境的可持续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支撑。是否认真监测企业对于环境的影响数据，持续改进，优秀而聪明的企业会把环境责任打造成企业的环境责任竞争力。
至今，瘦肉精、蛋白精(三聚氰胺)的阴影挥之不散，究其原因是供应链责任缺失所致。面对终端的价格竞争，不顾供应链责任，恶意压供应商价格，把奶农等供应商的价格压至不合理，导致非法添加事件，妨害了食品安全，这正是供应链责任的缺失。对于消费者责任是最好理解的责任。正如股东责任一样，不为投资人赚钱，不对埋单的消费者负责，那还创立企业有必要吗？对于股东的责任和对于消费者的责任只是认真遵守的事。而企业对于政府的责任，反商业贿赂是最为敏感的责任了。商业贿赂埋下的雷随时都会炸，不正当的、不公平的竞争不能维持企业长久的竞争力。
企业社会责任由概念到实践，在发达国家经历了很多次的民间推动。著名的“扒粪运动”就是由记者和媒体发起的，揭露了企业的种种黑幕。企业在经济生活中越来越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导致了垄断和膨胀，洛克菲勒的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就是在一个女记者历时一年的调查中，暴露出对于中小石油企业的不公平竞争，促进了《反垄断法》的出台，最终标准石油被反垄断拆分。
还有一个例子是，美国的食品安全也是在“扒粪运动”中被揭露的。当年美国的小罗斯福总统正在边看《屠宰场》边吃爱吃的香肠，突然他把正在吃的一段香肠抛出窗外。食品工业化带给美国的食品安全危局和今天中国的某些食品企业屡屡突破责任底线如出一辙，企业履责的主动性是有限的，民间第三方的推动和监督是一个重要力量，之后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公平贸易运动、社会责任投资运动等民间浪潮都促进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质性进步。这是我们可以借鉴的方式，建立民间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监督体系，由广大消费者群体、志愿者、媒体记者和NGO们一起来监督散布在全国范围内的企业，及时发现问题，敦促企业披露真实信息，促使企业持续改进。
另外一种从制度层面的监督就是社会责任审计。是评价与报告那些在传统的企业财务报告中没有涉及此方面的企业成果及影响，目的是为了全面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监督企业各方面的工作，保护企业各相关者的利益。美国是企业社会责任审计的发源地，美国的政府机构如联邦贸易委员会、环境保护局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等社会公共利益监督机构均要求企业提供某一方面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报告。
法国的社会责任审计报告是世界上最完整也是最有特色的，1977年政府就以正式法令规定企业必须编报“社会责任负债表”，用货币金额揭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在德国，除了要求企业编制“社会资产负债表”以外，还要说明对社会责任目标的实现程度。
中国国内自2008年开始，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布数量开始增长，作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责任实践的重要工具，但总量还是有限的，并且很多报告只有一两页，关键数据并没有被大多数企业披露。
社会责任投资运动就是利用投资者的力量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进步。美国第一个社会责任投资指数是多米尼400社会指数。几十年前，多米尼在美国波士顿的投资机构工作时遇到一位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客户，她说自己不喜欢抽烟，却喜欢观鸟，所以她希望自己的投资不要涉足烟草股票，也不要污染环境，否则她的乐趣会消失殆尽。多米尼从这位客户身上获得了启迪，创办了多米尼社会责任投资基金。现在，这家基金近十年来长期收益率均高于标准普尔指数。
全球社会责任投资的增长是明显的，美国从1995年的6390亿美元到2007年增长了324%，达到2.71万亿美元，平均每八个家庭中就有一个拥有某种形式的社会责任投资；欧洲近年责任投资总额也超过了1万亿欧元，增长率远高于常规投资。英国政府要求养老型基金80%必须进行社会责任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