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引入中国，虽只有短短二十年时间，但发展迅速，很快从企业为什么要做社会责任，升级为如何更好的履行社会责任。但不同的时代和形势，企业社会责任的特点、任务，也随之变化。“十四五”时期，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有何新趋势？
日前，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钟宏武在与腾讯新闻中国益公司的对话中指出，“十四五”规划和两会议题，预示着越来越强烈的信号：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答题；如果社会责任这道题没答好，企业可能失去经营的合法性。并且，企业社会责任需要“顶天立地”——“顶天”是指做任何事要符合国家战略；“立地”意味着，企业需要结合自己的行业和所在地区、社区，解决具体的议题。
中国益公司：“十四五”规划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您觉得在“十四五”期间，企业的社会责任会发生什么新变化、有什么新趋势？钟宏武：“十四五”规划、两会的议题，都预示着越来越强烈的信号：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答题。以前，社会责任是企业发展壮大、行有余力以后才需要关注的问题，是锦上添花、是一个可选题，不是一个必选项。但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党和政府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出了越来越明确的要求。此外，消费者、媒体、NGO、上下游合作伙伴，都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发出了更强的声音。比如，这段时间的一个热点话题——特斯拉。这本来是一个消费者权益争论，但很快主流媒体介入，甚至有官方的声音。这就意味着，无论企业做得多大，社会责任都不能忽视，都不能“高人一等”。现在，如果社会责任这道题没答好，企业可能失去经营的合法性。这个合法性，一方面是法律赋予的，另一方面是社会赋予的——专业术语叫社会执照。经营执照是工商发的，但社会也会给企业一个“执照”，如果老是干坏事、很傲慢，就很难得到社会执照。第二个信号是：企业社会责任越来越强烈的与国家战略结合。以前的企业社会责任有点自由发挥，想干啥干啥，好像也没有强烈的引导或者要求。但这几年，明显感觉到，企业社会责任需要“顶天立地”。“顶天”就是：做任何事要符合国家战略。比如，这段时间最热的国家战略主题——碳达峰、碳中和、乡村振兴、科技创新，任何企业都不能回避、或者说这跟我无关。气候变化跟谁都有关系，都要去回应。“立地”意思是，企业需要结合自己的行业和所在地区、社区，解决具体的议题。比如作为互联网平台企业，可能现在最热的社会议题是，不滥用支配地位、保护客户隐私，尽量发挥平台的正能量，减少其他方面的影响。第二个信号意味着，社会责任的履行越来越聚焦、不能散乱。以前经常出现一个卖车的突然搞午餐去了，做得比较乱。现在肯定不行！企业得紧紧跟上国家战略，集中全党、全国、全社会的资源来解决重大的社会环境问题。中国益公司：您刚刚提到了“碳达峰”和“碳中和”，在您看来企业如何通过一些举措助力这两个目标的实现？钟宏武：“30”“60”工程的提出，对各行各业的企业来说，都不能置身事外。有企业说，我们是服务业、低能耗，实际上不是这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开会时选择视频会议，肯定比现场会议要低碳很多。如果是跨地区的集团公司，坐飞机也会产生很大的能量消耗。当然，这个话航空公司是不愿意听的。各行各业离“碳中和”都不远。当然，也有一些重点，如能源企业、高耗能产业。具体怎么做，就是三步走。第一步：建立碳排放的管理体制。这是一个重大议题，董事会层面肯定都要关注。在经营层面，也要有专门的领导负责，领导要管、要懂。这一点距离还蛮长。去年对美国一百个最大企业的高管们进行问卷调查，一共有1080位回复，这里面有环境专业背景的只有五个人，5‰。在这种背景下，外行能够把谈排放管明白吗？这是很大的问题。映射到中国，可能我们不会比美国好。要把碳排放管理好，得懂，不懂得补课，得学习、培训，也需要引进一些专业人才。第二步：结合行业特点，开发具有成本效益的碳产品。各行各业都可以搞出一些创新的东西来。中国最大的新能源生产企业国家电力投资公司，是国有企业中第一个宣布“碳达峰”目标的——它将在2023年实现这个目标，比国家计划提前了7年，是非常激进的目标。当然，我认为它肯定能做成。他有一些具体的碳排放创新产品——绿电交通。家用车、新能源汽车可以用电动的，但载重卡车和大型公交车，电动还是非常大的挑战。怎么办？他们就开发出一种可更换电池，哪怕是重型卡车，也可以在底盘上改造，做成大型电池。这样，电动卡车也可以用来拉货，而且能够快速充电。如果是充电，怎么也得十小时，它用换电池的方式形成一个生态。现在这块做得最激进的是中石化，有两个方式：一是改造原有的加油站，跟蔚来汽车合作换电池的服务；二是建立加氢站。这么做的价值是什么？中石化是传统的能源化工企业，他一直有个隐忧：如果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其生命周期只有三十年——油挖完了之后怎么办？第三步：做好低碳的宣传、沟通、营销。一个企业要把这事真正落到实处，还是要尝到甜头。反之，如果一个事情做了半天，特别低调，只做不说、多做少说，让历史去评说，那低碳策略和产品不会给企业带来实际价值，时间一长，就失去了坚持下去的毅力。所以，减碳还要跟品牌、营销、公司的市值结合起来。中国益公司：企业无论是做环保还是做公益慈善，都是在体现企业的社会价值。如何让企业对社会价值的重视更可持续，从社会来说，是给他甜头，还有哪些措施可以让他做这个事情更有动力、更可持续？钟宏武：这可能是一个误解，把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对立了，不能这么理解。社会价值不是经营之外的事情，它是四个方面：第一，最大的价值，是企业打磨好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任何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或者最大的存在意义，就是提供创新的产品或者高性价比的产品，以此满足用户的需要，进而解决相应的社会环境问题。第二，回应好相关方的需求。国家现在对企业经营有很多要求，不能只闷声挣大钱，不能不关心民生、不关心党和政府的战略目标。如果做不到这些，不顾员工、政府、社会、媒体各种各样的呼声，会引起很大的争议，也坚持不下去。所以，这一类社会价值的创造，也是必选题，企业不这么做，大家不干。第三，社会价值关于公益部分，都不是经营的必选项，但企业做好以后，愿意拿出一些资源、能力来解决相应的社会问题，是应该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不是一个对立面，不是零和博弈——如果是这样的，那就是企业的境界不够，而且这个企业也有问题。腾讯最新的战略升级，题目就是可持续的社会价值创新。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实际上是混合在一起的。而且，以社会价值创造为公司的使命，自然而然就会带来经济价值——你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大家非你不可，你的企业就能长期发展。现在企业经营，应该以社会价值创造、以社会问题的解决为出发点。其实越想挣钱，可能越挣不到钱。讲一个具体例子：现在家里人生病，约号、付款，网上、APP就可以，很多检查报告也可以在APP上获取。这就是重大的社会进步，创造了社会价值。要不然就得去医院排队，人山人海。这就是社会资源的优化，解决了大家的痛点，让看病不那么累了。所以，狭义地理解社会价值肯定是不行的，得把它理解成一个广义的概念，而且跟经营密切相关。中国益公司：把社会价值跟经济价值统一起来，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目标。这里面有一个商业规则的问题：过去几十年来，很多公司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股东利益高于一切。但在2019年，181家美国顶级公司的CEO在一个商业圆桌上提出，股东利益不再是公司的首要目标，大家共同的目标应该是来创造一个美好的社会。他们把社会利益提到非常高的高度。您觉得这种规则具有普适性吗？对所有企业都能适用吗？钟宏武：这是2019年苹果CEO库克、亚马逊贝索斯他们这些美国企业CEO发起的圆桌论坛宣言。这意味着，西方最后一个企业理论的堡垒投降了——西方经济理论中一直有一个观点，企业经营的目的是股东利益最大化。但这只是一个学术假设，现实中没有一个企业真正做大做强后把这落实到实践中——如果真这么想，股东利益高于一切，企业肯定举步维艰，出事也是早晚的。问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企业的生存靠谁？靠股东吗？谁给企业注入资源？是它的用户，客户至上才是经营逻辑。首先，日本企业就不是这么干的，日本企业从来不说股东利益最大化，股东的存在感极差。欧洲也不是这样，我国绝大部分企业也不是这样的。真正成功的美国企业，也不是这样来思考的。谷歌有句话特别有意思：做任何事情，要考虑面向全球人类的重大问题是什么？它不是说面向股东，问最挣钱的是什么。强生在2010年左右发布了他们公司的价值观，其需要关注的：第一是使用我们产品的医生、护士和病人；第二是员工，第三是合作方，第四是关注社会和环境。最后才是股东。如果企业不去满足前面相关方的诉求、不为他们创造价值，股东是挣不到钱的。消费者用脚投票，不买你，怎么做大做强？员工招不到、留不住，天天打架、告状，企业怎么经营好？库克他们的宣言，只是把企业经营的潜规则显性化。再也别说股东利益最大化，你要这么说，你就挣不到钱——下面所有的人都这么理解，目标是利润高于一切，那这个企业一定会出大事。你要鼓励大家这么想、这么干，经营过程中老板哪看得过来，员工可能干出很吓人、没底线的事情，因为目标只有挣钱嘛。还是那个问题，社会利益和公司利益是不矛盾的。社会利益应该是公司利益的前置条件，如果不满足社会利益，不先照顾兄弟们的利益，企业是没有利益可言的，肯定会出事。还是特斯拉的例子，特斯拉是很厉害，但消费者一闹，股价掉了1500亿，而且监管机构也不能坐视不管。这就带来很多麻烦。中国益公司：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企业也越来越重视企业社会责任。您的团队也一直在关注这个领域的发展趋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企业在社会责任履行这块，这些年有哪些明显的变化？钟宏武：我们社科院的团队一直在编制《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里面有一个“中国百强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这个报告已经连续发布了12年，是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连续跟踪的指数，能揭示阶段性特征。从12年前开始做这个项目到现在，可能有以下重大变化：第一，企业社会责任从解释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转变。刚开始只是解释问题，企业一定会问，为什么我们还要履行社会责任？企业认为他们这么小，还在初级阶段，连生存都困难，为什么要履行这份责任。同时他们会认为，西方说，股东利益高于一切，为什么现在又不这么做呢？理论和实践怎么差距这么大？他们需要你的解释。现在几乎没有企业要你解释。大家都在问，怎么干？怎么弄？尤其是现在的互联网企业，超乎我们的想象，像腾讯，设立了专门的SSV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你不用去push他们，告诉他们怎么做就行。这是我们发现的最大的变化。第二，企业社会责任非常重视管理体系的建设。以前企业做社会责任，他们理解为公益、慈善。这个阶段我们1.0。现在从1.0升级到2.0、3.0，社会责任的组织体系建设、规划，到融入经营，这些工作开始有效推进。第三，从只做不说到多做少说，到边做边说，透明度在不断提升。中国企业有一些传统思想，做了好事不留名，但现在对企业来说也是，你要是做了社会责任，肯定得梳理、总结、传播、提高透明度。当年，国家电网第一个社会责任报告出来以后，温家宝总理还有批示。那句话，到现在也不过时。他说，这件事做得非常好，企业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接受社会的监督。怎么监督？你要先说出来、得透明。中国益公司：有学者提到过一个问题：企业年年都在写社会责任报告，但公众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关注度不够。这是一个问题吗？需要来改善这个问题吗？钟宏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没人看，不是中国的现象，是全世界都这样。因为，这种报告也不是写给公众看的，而是写给我们这种专业机构、写给投资人、监管机构看的。假设现在有一个社会责任投资或者ESG投资，别买了你的股票，过两天被环保部门处罚或者停产，要整顿一个月。那肯定股票跌停几个板，投资者损失就大了。所以，投资人会很关心社会环境方面的风险防范，会看企业的报告、治理体系，这些本身就是专业沟通的工具。如果给企业社会责任赋予过多的复杂的功能，难度挺大。但是，企业也不能因为这样自己就懈怠，也应该有面向公众的组合传播的思维和打法，把专业的东西做得让内行不笑话，外行看得懂。具体而言，做面向公众的传播，得温暖，拍一个短视频、搞点故事，公众肯定会接受。钟宏武：对，它本身的功能不是这个，大家把它误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