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投资（SRI），指投资者不仅考察投资对象的财务业绩，还考察其环境保护、社会道德以及公共利益等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通过综合判断形成投资决策的投资行为。
社会责任投资以关注长期回报、各方利益的协调，以及鼓励互动和沟通为特征，主要形式包括投资对象筛选、股东参与和社区投资。
社会责任投资可追溯到18世纪宗教交易指导下的伦理投资。在公共价值思潮和社会行动的推动下逐步演化、延展，目前已成为全球金融市场一种相对主流的投资理念。
加强政府和社会组织对公共价值的引导，是社会责任投资发展的第一动力。鼓励投资者自愿性组织和民间机构发展，组织研究和宣传，也是扩大社会责任投资影响力的必要渠道。最后，完善金融市场非财务信息的披露体系，以及开发社会责任投资指数和基金，提供灵活的社会责任投资渠道，将有助于加快我国社会责任投资的发展。
社会责任投资、自愿性组织、ESG、市场体系
社会责任投资概述
社会责任投资（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SRI）是一种基于社会责任理念的投资方式，意指投资者不仅考察投资对象的财务业绩，同时还考察其环境保护、社会道德以及公共利益等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通过综合判断形成投资决策的投资行为。
社会责任有着宽泛的内容，根据投资者关注的侧重点不同，社会责任投资也形成了不同的类型，例如道德投资、可持续投资、影响力投资、绿色投资，以及ESG（Environmental, Social andGovernance）投资等。其中，以综合考量投资对象在环境、社会和企业治理三方面表现为核心的ESG投资，是现代社会责任投资中最具影响力的模式。
社会责任投资是对传统投资模式的发展，旨在把社会责任和经济回报放在同等重要的决策地位上，支持履行社会责任表现较优的投资对象，或者发挥投资者的影响力推动投资对象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投资的主要形式包括以下三类：
投资对象筛选（screening）包括负面和正面筛选两种，其中负面筛选（negative screening）是沿用最久的社会责任投资策略，它是指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对象时，剔除与其道德准则相违背的公司、行业或国家，避免投资于违反（国际）协议或条约、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公司，避免通过不道德的行为获利。负面筛选最初被广泛使用于烟草、酒类、武器等行业，而随着企业非财务信息披露的不断完善，涉及行政处罚、公益诉讼的企业，也逐渐成为了负面筛选的重要对象。2008年，荷兰保健退休基金抛售与苏丹相关的四家石油公司的股份，因为该基金会认为，这些公司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来避免牵扯进人权暴力问题，也没有在帮助苏丹解决人权问题上有所作为[1]，成为社会责任投资负面筛选的典型案例。
正面筛选（positive screening）则是指投资者根据披露信息选择那些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进行投资，从而鼓励更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正面筛选的出现，得益于2000年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评估体系的不断完善。目前影响较大的主要社会责任投资指数，以及ESG投资等，均是根据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评估结果，通过正面筛选形成的。
股东参与（stakeholder engagement）指参与社会责任投资的投资者充分发挥其股东的权利，与公司交涉谈判，必要时采取行动，影响并纠正公司的行为，以达成公司治理、社会责任更完善的成果。关注的热点领域集中在公司重要信息揭露，公司对环保、劳工、种族、健康与安全政策等的制订和落实情况。
社区投资（community investment）瞄准传统的金融机构和市场未能照顾到的低收入群体、小型企业以及社区服务机构，提供他们无法从其他途径获得的贷款、股本、资产和基本的银行产品，以解决儿童保健、经济适用房、卫生保健、小企业发展资金等问题。资金基本上投资以下四种社区发展机构：社区发展银行、社区发展贷款基金、社区发展信用合作社及社区发展风险投资基金。投资者可以购买特别专注投资此四类社区发展机构的社会投资基金，来达成其社会责任的目的。社区投资是社会责任投资通过自身行动直接践行社会责任的手段之一。
尽管社会责任投资具有不同的关注侧重、操作策略和组织模式，但纵观全球各类社会责任投资行为，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包括：
社会责任投资者更加关注长期投资回报。履行社会责任对于企业长期经济的稳健性有着积极的影响，因而受到更多长期投资者的青睐。这也得到了实际数据的印证，根据社会责任投资研究机构KLD于2008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多米尼400社会责任指数，相比于其基准指数标普500，在短期市场表现上较弱，但长期表现则较优[2]。
社会责任投资者关注各方利益的协调。社会责任投资者致力于推动利益相关者，包括其他股东、员工、客户和供应商，以及社会公众与公司之间的信任，寻求各方利益的协调，并以此作为实现稳健经营和获得长期回报的重要途径。
社会责任投资者鼓励公司和社会之间更多地互动和沟通。推动信息披露、共享等，推动社会公益和责任投资理念的推广普及。
全球社会责任投资的发展历程
随着全球资源、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危机不断凸显，可持续发展与转型的理念在全球迅速普及，推动社会责任投资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截至2017年4月，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PRI）签约机构1714家，其中资管机构346家，总计管理资产超过68.4万亿美元。
社会责任投资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最初是教会及部分信徒在宗教伦理教义指导下开展的投资行为，随后在公共价值思潮和社会行动的推动下，逐步演化、延展，目前已经成为一种相对主流的投资理念。在此过程中，社会责任投资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1. 萌芽阶段：18世纪中期～20世纪初
从历史起源来看，宗教因素对社会责任投资运动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发端于美国和英国的早期宗教组织的伦理投资，是社会责任投资的早期形态，也构成了社会责任投资运动发展历史的第一个阶段。18世纪60年代，在英美快速兴起的“卫斯理宗”[3]禁止教徒投资与酒业、赌博业和烟草等“有害”产业相关的公司；1929年，以波士顿教会资金设立的先驱基金（thePioneer Fund）最先以“教堂应该以取得社会正义为目标”这一标准，对教会所投资的项目进行了全面的负面筛选。
2. 启动与发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80年代
二战结束后，社会文明逐步回归，民众对战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而这种反思迅速延伸至人权（女权、种族）、环境生态等更为宽泛的领域。受此推动，社会责任投资不再局限于宗教伦理，而是开始涉足环境、社会等多元化领域。而借着经济系统和市场体系重建的机遇，社会责任相关的一些新兴价值观，也迅速在经济活动中占据了一席之地。由此，社会责任投资形式日益丰富，出现了股东倡议和社区投资的方式，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责任投资逐渐兴起。
1969年，美国医疗人权委员会（MedicalCommittee for Human Rights）作为陶氏化学公司（DowChemical）的股东，向公司呈递倡议书，要求陶氏停止出售在越战中造成大量伤亡的凝固汽油弹，这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份有关社会责任的股东倡议；
1971年，由美国著名公益人士拉尔夫·纳德（RalphNader）在通用汽车（GM）股东年会上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企业对公众安全、少数股东、环境污染等问题采取全面措施，成为社会责任投资“股东倡议”的标志性事件；
同年，第一支现代意义的社会责任投资基金——PaxWorld Fund诞生。
到80年代，环境问题得到了更多的社会关注，出现了许多社会责任投资机构，包括目前最具全球影响力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与咨询公司KLD（Kinder,Lydenberg, Domini & Co., Inc.），以及历史最悠久的责任投资者组织——环境责任经济组织联盟（CERES）等。
3. 成熟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观念的不断完善，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制和信息披露机制的发展成熟，社会责任投资也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集中表现为社会责任投资指数和基金数量及资产规模的快速扩张。以美国为例，根据美国责任投资论坛（US-SIF）的统计，美国可持续与社会责任投资（SRI）基金管理的资产从1995年不到7000亿美元发展到2016年的8.72万亿美元。而根据美国投资公司协会（ICI）发布的《2017美国基金业年鉴（2017Investment Company Fact-book）》，截至2016年底美国的投资公司管理资产规模超过19.2万亿美元[4]。据此推算，美国社会责任投资的占比达到45.4%，已经成为美国市场非常主流的投资理念。社会责任投资的蓬勃发展促成了以1990年KLD公司推出的多米尼400社会指数（Domini 400 SocialIndex）和1999年的道·琼斯可持续全球指数（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Global Index）为代表的一系列指数的出现。责任投资指数的发布，充分证明社会责任发展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充分的信息，促成了“积极筛选”的社会责任投资方式。
对我国发展社会责任投资的启示
社会责任投资是公众社会价值观在金融投资领域的表现。因此，人文精神的引导和社会活动的推动，是社会责任投资发展的第一动力。而社会组织和自律组织等机构的推动和宣传也是扩大社会责任投资影响力的必要渠道。最后，金融市场的完善，尤其是非财务信息的披露和社会责任投资渠道的畅通，是引导社会责任投资发展完善的重要条件。借鉴国外发展历程，可以对我国社会责任投资的发展提供参考。
1. 强化社会公共理念的引导
从国外社会责任投资的发展历程看，尽管宗教伦理催生了社会责任投资的萌芽，但是其系统性的发展却是受到了更为普遍的社会公共价值理念的推动。因此不难理解，社会责任投资关注的热点问题，也与当时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比如：
上世纪40～60年代，受二战后的反思和美国越战的影响，社会责任投资主要关注和平反战的主题；
80年代，抵制南非种族隔离运动兴起，使得社会投资转而关注人权和种族问题。90年代初南非种族隔离斗争结束前，美国的社会责任投资规模6250亿美元，几乎都禁止投资与南非有业务关系的标的公司[5]。
90年代以来，环保、气候变化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环保组织大量成立，以环保作为筛选标准的责任投资又成为责任投资关注的焦点。
公众价值理念的形成和演化固然有其内在的规律和社会背景，但政府的引导和相关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的倡议同样能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可以预见会有越来越多样化的宣传形式出现。我国已有部分社会组织利用互联网积极推广公益环保理念，如2013年绍兴一家环保NGO所发起的“危险地图”绘制活动，参与者可下载此具有互动查询功能的环保地图软件，可以将自己发现的污染源标注在此地图之上，经过核实，则确认此处为污染源。这种互动的活动能提高受众参与感，使环保的理念更深入人心。
2. 发展第三方机构和自愿性组织
第三方机构和责任投资者自愿性组织对于社会责任投资理念的推广，以及推动市场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81年，国际社会投资论坛（SIF）在美国成立，通过召开定期会议、推动相关研究、开展知识普及等措施，推广社会责任投资的知识和理念、强化能力建设。1989年，环境责任经济联盟（CERES）同样在美国成立，旨在推广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经验和解决方案。在SIF的倡议和引导下，英国、欧盟、日本、中国、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相继设立了SIF，致力于推动本地区社会责任投资的发展。
上述综合性的组织主要的目标在于推广绿色投资理念。而除此之外，随着社会责任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也产生了一系列专门化的组织和机构，致力于推动特定方面的金融制度变革和市场体系的健全。比如CERES在1997年与UNEP共同发起成立的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推广用于编制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国际标准。GRI目前已推出了一整套有关企业各个方面绩效的报告标准，广泛使用于各个行业，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非营利组织之一；2003年，美国部分环保NGO、基金投资者和数家银行机构联合设立非营利性组织BankTrack，专门跟踪私营银行的运营和对社会及环境的影响，并推动银行业的转型；2006年，UNEP和联合国全球契约（UNGC）发起成立了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PRI），旨在完善社会责任投资的理念和系统框架。UN-PRI在总结全球投资实践的基础上，将企业环境表现、社会责任及公司治理三方面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提出了ESG投资理念，极大地丰富了全球责任投资的内涵、构建起了全球责任投资的话语体系，从而将责任投资推升到一个更高的层级。
我国已于2012年成立了中国责任投资论坛（China SIF），旨在推广责任投资（ESG）理念，推动绿色金融，促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可持续发展。China SIF成立至今，已举办了数十场不同形式的会议和论坛，形成了积极的市场影响力。此外，专注于社会责任投资研究的第三方机构也正在不断涌现，为社会责任投资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但相比于欧美成熟市场，我国第三方机构和自愿性组织数量较少，有规律而持续的活动较少，从而影响力也较为有限。
3. 完善市场体系
规范、健全的金融市场，是促进社会投资内部动力良性运作的前提，而建立良好的市场机制的基础，离不开公开、透明的披露机制。美国金融市场严格的监管制度和强大的舆论监督、强制性的信息披露机制，使得其社会责任投资发展最早、规模最大，体系也最为丰富完善。美国拥有全球最健全的资本市场，证券市场高度法制化以减少市场的不健康行为，使得社会责任行为对企业价值的边际影响能够相对完整地体现在证券价值中。此外，美国市场对非财务信息披露的要求也最为完善。2003年，美国证监会要求共同基金披露他们在持有股票的委托股票政策和程序，同时基金公司也需向客户披露股东倡议上的投票政策和投票记录，方便基金持有人了解和提出股东倡议，其中就包括大量的社会责任投资倡议。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情况近年来持续改善，但仍处于起步阶段。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2016）》，截至2016年11月，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达到1710份，报告数量稳步增长。但不同企业类型和地区，以及行业间均存在较大差异，披露质量整体较低。2016年8月，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关于加快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要进一步推动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为了落实指导意见，环保部和证监会于今年6月12日签署《关于共同开展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工作的合作协议》。上海和深证两大交易所也相应制定了信息披露的规则。随着相关制度体系的逐步完善，我国社会责任投资也将不再是“无的放矢”，迎来更加快速的发展。
除了市场基础制度外，发展社会责任投资指数并开发相应的投资基金，向更多市场投资者提供明确、畅通的社会责任投资渠道，也是推广社会责任投资的重要途径。在欧美市场，多米尼400社会指数（Domini400 Social Index）、纽交所高增长板（NYSE Arca）清洁技术指数、道琼斯环球可持续发展指数、Calvert社会责任指数、纳斯达克社会指数等社会责任投资指数的发布，为投资者提供了筛选的标准，加速了美国社会责任的主流化。
根据2017年9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社会责任投资十年峰会”发布的信息，截至2017年8月31日A股市场泛责任投资主题公募基金已经达到62只，最新一期资产净值规模超过500亿元[6]。以绿色、节能、环保为切入点，我国绿色投资基金和指数近年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随着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不断完善，以及我国责任投资理念的日益推广，社会责任投资也将迎来更大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