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猛增的同时，投资风险也迎来了高发期。近期密集爆发的各类负面信息提示企业，海外投资在关注融资、市场环境、劳资关系、政局稳定等“硬性风险”的同时，应更多将投资国的政治环境、国情、社区、传统和风俗习惯等“软性因素”纳入决策范畴。
2016年，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和并购规模猛增的同时，各类投资风险也到了集中的高发期。近期市场不断传出海外投资的各类负面提示信息：6月6日，俄媒报道俄叫停了中国“一带一路”援蒙项目；6月9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称，美私营铁路公司西部快线终止与中国在美国首个高铁项目上的合作；6月10日，德国《时代周刊》再传消息，德国政府考虑收紧外商投资法规，以保护本国企业不受中国投资者收购…
中国密集的海外投资引发各国普遍担忧，并纷纷调整对外国投资的审查和监管，这情形一如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中国企业显然对此有些准备不足。这些新信号在提醒中国“走出去”的企业，海外投资必须采取更理性的态度，在关注融资、市场环境、劳资关系、政局稳定等传统“硬性风险”的同时，应更多将投资国的政治环境、国情、社区、传统和风俗习惯等“软性因素”纳入决策范畴。
近日，由社会责任咨询机构商道纵横，联合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中国开放经济与国际科技合作战略研究中心，在北京共同发布的《中国农业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风险识别与评估》报告，犹如一张及时的“X光片”，从中国农业海外投资的现状出发，诊断其正遭遇的一大“软性风险”——社会责任风险，并开出了针对性的治疗方案。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管中窥豹，更可以折射思考到更多行业。
识别与认知：不可忽视的三大社会责任风险
农业作为基础性行业，其在海外投资中的地位长期被低估，但实际上该行业正迎来海外投资的“风口期”。根据商务部的统计，2004-2014年间，中国农林牧副渔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从8.34亿美元增长到96.92亿美元，年均增长24.98%；同期中国农林牧副渔对外投资流量从2.89亿美元增长到20.35亿美元，年均增长19.43%；尤其是2009年以后中国农林牧副渔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呈现快速增长，部分年份甚至增长率超50%。晨哨研究部的数据从海外并购的角度同样佐证了类似的趋势，按披露的并购金额统计，2015年度农业\食品在中资海外并购行业排行榜上位列榜眼，披露金额489.81亿美元，占年度总披露金额的21.59%，其地位不可小视。
根据商道纵横联合调研组的发现，在中国农业海外投资风险中，企业普遍认为政治稳定性是最有可能面临的风险，其次是融资、市场环境和劳资关系。环境保护标准、法规、市场竞争力、生产资料或资源的可持续性和社会舆论排名相对靠后，重要性相对较低，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企业在进行农业海外投资时较为关注传统上的风险，对社会责任方面的风险关注度偏低。但从近年来的投资实践看，土地风险、环境风险和社会风险问题层出不穷，构成了中国农业海外投资三大主要的社会责任风险。
其中，土地风险带来了的影响最为直接。据报道，2015年重庆粮食集团在巴西的一项高达170多亿元的粮食种植投资计划，由于未获得当地政府的批文和环境许可证，已经陷入停顿；而在2011年北大荒集团的阿根廷土地利用协议也曾引发当地环保人士的不安，当地政府随即从立法上限制外国人拥有阿根廷土地。由于土地问题的敏感性，难免牵扯到政治问题，东道国往往在与企业达成土地协议后，采取政治干预的手段限制企业开展农业投资活动，加之纠纷解决机制的不完善，土地产权的不明晰等问题，也使得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农业步履维艰。
调研组观察到，许多企业在评估与农业投资管理最密切的土地风险时，只是集中在法律层面，如土地在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权属，出现土地纠纷时的解决机制、补偿机制，而对与东道国社区人权和原住民权利密切相关的土地习惯权属普遍不重视。不少企业的海外项目经理认为，“我们项目是跟政府签的合同，政府负责拆迁和移民，办理土地所有权变更，所以由此带来的一些上访、游行和抗议，是政府的事。”
而《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原理自愿准则》和《联合国农业和粮食系统负责任投资原则》均要求企业遵守土地习惯权利时，应遵循自由、事先、知情、同意的原则，企业不得强迫原住民迁离其土地或领土。如果未事先获得有关原住民的自由、事先、知情同意和商定公正和公平的赔偿，并在可能时提供返回的选择，则不得进行迁离。
当然也有成功化解土地风险，迎来双赢结局的投资。2010年上海鹏欣集团在新西兰开始了收购总面积8000公顷的16个大型奶牛农场计划。在新西兰政府批准了该收购计划后，新西兰高等法院以上述交易给新西兰带来的经济效益被“实质性”夸大为由，责令政府重新考虑其决定。这主要源于该收购所涉及土地牵扯到当地土著毛利族群的利益。随后，鹏欣集团积极与毛利族群沟通，并从中新两国聘请经验丰富的奶农，以赢得他们的信任。历经近两年法律和政治上的挑战，终于于2012年11月买下了这16个农场。农场是由鹏欣集团和新西兰一家所有企业成立的合资企业共同经营。该公司选择与新西兰唯一一家由毛利人控股的乳业公司Miraka合作，由其供应原奶来生产常温液态奶。其成功化解土地风险之道在于积极与当地土著沟通并尝试让其参与到收购过程中，扩大此次收购为他们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中国农业海外投资面临的第二重社会责任风险是环境风险，这主要是由于投资地本身环境较脆弱和农业投资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环境风险不仅包括生态、自然角度，还包括和环境相关的法规，当地社区和组织的态度和信息公开等因素。因为当企业不重视在海外的环境表现时，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对企业的经营构成风险，有些也会进而发展为社会风险，阻碍企业在当地获得社会许可。调研组发现，参与调研的中国企业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当地社区和NGO在环保方面施加的压力有一定程度的认知，但对项目所在地的环境承受能力、环境信息公开和当地环保标准不够重视。
最后一个易被忽略的社会责任风险是社会风险，调研发现，中国企业普遍重视东道国政府的腐败问题，与工会的关系等传统风险，而对跨文化融合和投资目的地被当地人认为不单纯，国际或地方NGO介入项目和项目运营信息不透明也有可能会影响其运营等新问题容易忽视。
尤其是中国企业对信息披露的不重视，更加剧了这类社会风险。在研究期内，调研组未发现有中国企业发布农业领域的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或可持续发展国别报告。偶尔会有零星的海外投资信息散步在中文报告中，而且基本都是基于项目的基础信息，鲜有社会与治理（ESG）信息披露。以《中农集团社会责任报告为例》，在海外投资部分，中农仅提及“在国外，中农集团收购控制了中农矿产资源勘探有限公司，在老挝拥有矿区面积237平方公里，钾盐储量达5亿吨，远期将实现年产300万吨钾肥的规模。2011年，老挝钾盐十万吨验证装置建设完成，总投资35亿元的百万吨钾肥生产正式获得了国家发改委关于海外投资的项目核准，已进入实施阶段。”等基于项目的基础信息，并未详细阐述ESG信息。
评估与应对：通过预防和管理化解“隐形杀手”
社会责任风险由于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加上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经验不足，对投资国的人文、风俗、习惯、商业环境缺乏深层次的了解，很容易落入陷阱，被这些“隐形杀手”所伤害，所以更应加强对这些软性因素的风险评估。
《中国农业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风险识别与评估》报告认为，中国农业海外投资主要呈现出以下风险特征：从总体风险属性看，以社区和环境等议题引发的企业社会责任风险与政治、安全等传统风险杂糅，并最终引致法律和财务风险，影响投资安全与可持续性。具体而言，“走出去”的中国农业企业对政治稳定性、融资与信用、税收和监管等市场秩序最为看重，企业投资立项前所进行的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也专注在政治、法律、金融和技术框架之内，但没有将国际社会和投资东道国特别关注的劳工条件、社区生计、以气候变化为主的环境问题，土地习惯权属等新兴议题纳入到海外投资的风险评估范围。
在土地权属风险层面上，有别于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土地权属强调法定性的唯一，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东南亚等国，“法定土地使用权”与“习惯土地使用权”杂存，相当多的部落和社区甚至只承认习惯土地使用权，因此即使与当地政府签署了土地使用的法律合同，也未必能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过去中国农业直接投资中只重视传统的，基于法律层面的尽职调查，难以识别、规避和管理此类风险。
在信息披露及相关的环境风险上，国外对企业运营的信息披露和透明度的要求高，由于制度和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国内企业普遍不重视信息披露。但在国外，政府和国际社会对企业ESG信息有严格的监控，目前还没有发现有中国企业发布农业领域的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或可持续发展国别报告。偶尔会有零星的海外投资信息散布在中文报告中，而且基本都是基于项目的基础信息，鲜有ESG信息披露。
在有效沟通及相关的社会风险上，中国企业经验不足，责任治理能力不强。被调研的企业，大都声称自己在海外投资和项目运营过程中重视社会责任工作，但当深入到一些实质性议题时，则语焉不详，缺少佐证，缺少从战略到组织，财务保障再到绩效评估，反馈与申诉等执行层面的落实。比如对农业海外投资风险密切相关的社区沟通，中国企业普遍不掌握识别利益相关方和实质性议题的分析工具，导致对关键利益相关方关切回应不够，沟通不足；不掌握社区沟通的工具，对沟通什么、与谁沟通、如何沟通、沟通后的绩效如何评估和改进等都没有系统的认识。
一些民营企业将社区沟通狭义地理解为和“村长”多吃吃饭。比如一位在东南亚某国投资橡胶种植的项目经理说：“这个村子，还不就是村长说了算？当地人都喜欢喝酒，我每次从国内回来就找村长喝酒，大家乐乐呵呵地多好，有什么话都好说，他对我们也很好，每次都杀鸡，家里的鸡都杀得差不多了。”
针对这些不断涌现的“隐形风险”，该报告还开出了一个针对性很强的综合药方。首先，将社会责任风险纳入尽职调查。目前中国农业企业开展海外投资，在进行前期调研和项目尽职调查过程中，侧重或只做传统的法律层面的尽职调查，很多民营中小企业甚至传统的风险评估和尽职调查也不做，更不用说基于社会责任议题的尽职调查。调研组建议国家或相关机构出台中国农业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风险评估指南，指导中国农业海外投资推进社会风险预评估，环境风险预评估等尽职调查工作。
第二，高度重视土地习惯权属。土地是中国农业海外投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中国农业海外投资相当多的失败案例都跟土地相关。中国企业除遵守“法定土地使用权”外，更要遵守“习惯土地使用权”，贯彻《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和《联合国农业和粮食系统负责任投资原则》，遵守自由、事先、知情、同意的原则，否则企业不得强迫土著人民迁离其土地或领土。
第三，建立海外投资社会责任风险预防，管理和控制机制。这套机制不能只“落实”在文件上，而是从企业高层高度重视的战略规划开始，为海外投资项目经理层面提供组织保障（设立专职CSR经理或社区沟通经理等）、财务保障，再到执行层面的责任治理、责任沟通能力建设的落实，要有绩效考核。
第四，加强与东道国的社区沟通。熟练掌握社区沟通工具，明确与谁沟通，沟通什么，如何沟通等；根据社区沟通规划和机制，除定期沟通外，做好应急沟通预案。同时还要建立利益相关方反馈和申诉机制与平台。
第五，加大全球化人才培养力度。强化对现有员工的培训，包括全球化的视野、思维和技能培训；注意吸收社会学、人类学等专业的人才进入海外公司，尤其是在少数族裔地区的直接投资项目；加强国际间交流、学习和利用好先行跨国公司全球化的经验和教训，知识和工具。
第六，发挥行业协会等平台组织的作用。行业协会除组织交流外，要更多地着眼于建立多利益相关方沟通机制与平台，通过闭门会等多种形式，推动多利益相关方实质性沟通，推进中国农业相关标准与国际和东道国标准的互认与国际合作，降低企业海外投资的成本和风险。
